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魔法石能点石成金，能造出长生不老药，喝了这种药的人能永生不死，而世上仅存的一块魔法石属于著名的炼金术士尼可·勒梅先生。历史上，法国的尼可·勒梅（Nicholas Flamel，1330-1418）于1382年声称炼出了“魔法石”（philosopher’s stone，也译为“哲人石”），可变出真金白银，因此非常富有。他的著作受到无数后辈炼金术士的追捧，其《炼金术象形字符》（Alchemical Hieroglyphics）1624年从法语译成英文，此书可能是17世纪英国炼金术士的重磅秘密藏书。这个时代英国最著名、最聪明的人之一艾萨克·牛顿肯定也知道勒梅的大名，他四处搜集炼金术文献，写下了不少文字，但这些文章从未公开发表，维护“现代科学之父”牛顿的光辉形象让人们曾经一度刻意压制他的炼金术研究和宗教观点。有意思的是，20世纪末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位天才的双面头。
有着双面头的天才在1690—1720年代的经济生活中颇为诡异。1690年代，英国贸易和殖民事务大臣、英格兰银行的发起人和股东之一约翰·洛克，与时任财政大臣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1661-1715）联手延请牛顿担任皇家铸币局总监。1696年，牛顿接到这份工作的正式邀请后，立刻放弃了他在剑桥包括炼金术在内的各项研究，投身于硬币大重铸运动。他严厉制裁硬币剪裁者和伪造者的行为，目的是“建立人们对货币制度规则的尊重和遵守”（卡尔·文纳林德，《信用之灾：暴力、钱荒、 泡沫与英国金融革命》，周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54页）。1720年秋天，牛顿高价入手的南海公司股票没来得及抛售，信用的捍卫者、股票市场的玩家被南海泡沫反噬。
炼金术最终未成正果，但信用酊剂仍然盛行于世。英国早期信用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不只是钱荒、暴力和泡沫的故事，卡尔·文纳林德揭示了信用体系的认识论和清晰的政治经济学转向。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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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萍
《信用之灾：暴力、钱荒、泡沫与英国金融革命》，卡尔·文纳林德 著，周宇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12月。
炼金术与信用体系
根据克雷格·马尔德鲁的考察，信用文化兴起于16世纪。“1530年以后，消费升级，买卖活动剧增，市场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在有限的金银流通数量下，这种经济扩张以不断增长的信用为基础，其中很多信用的使用都是非正式的，这在那个高度文盲的社会是容易想象的：因为大多数信用关系都发生在人际关系之间，充满情感色彩，其结果是信用的运用出现诸多问题。”（Craig Muldrew, The Economy of Obligation: The Culture of Credit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lgrave,1998, p.3）关于信用的发明，还有一个关于犹太人的金融传说。弗兰切斯卡·特里韦拉托对法国17世纪《海事法典》记载的海上保险和汇票的考察澄清了犹太人在西方资本主义诞生过程中是否是关键角色（《信用的承诺与风险》，周保巍译，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第196页）。在欧洲近代早期的商业史中，信用的运用因与各种或隐或显的因素——“贪婪欺诈的犹太人”、神秘的炼金术士，又或者公开的法律诉讼案件等等——纠缠在一起而显得扑朔迷离。
文纳林德对英国政治经济学诞生过程中信用争论的分析涉及货币、炼金术、极刑、奴隶贸易等因素。他认为，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商业活动来解决人口增长、就业和流浪汉问题，但英格兰的货币欠缺和之前发展起来的信用体系跟不上新的商业规模，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税收体系也很难满足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开销。都铎王朝开启的殖民冒险能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人口过剩，英格兰政府也因此获得威望和经济利益，或许还有宗教上的安全。
一般认为，像托马斯·孟这样的商人官员似乎更加鼓吹海外殖民和贸易带来的财富，但文纳林德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抨击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的财富论，或像拉斯·马格努松等现代重商主义研究者那样为孟的货币论正名（参见其《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梅俊杰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文纳林德将托马斯·孟、爱德华·米塞尔登（Edward Misselden,1608-1654）等人的主张描述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观点是将货币视为“一种平衡工具或实现正义的手段”（《信用之灾》，第34页），这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货币论。文纳林德认为，孟这一代人并没有误将货币等同于财富，但他们看重货币在社会中的作用、责任和动力，认为货币在政治体中发挥着绝对核心的作用，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让货币自由运行，协调不同职业和阶层之间的关系，建立社会和谐而无需政府过多干预。（《信用之灾》，第32、38页）文纳林德的这种解读不仅矫正了斯密等对托马斯·孟的财富论、货币论的误读，还为他对17世纪信用体系理论来源的论证做好了铺垫：因为他马上就要论述17世纪初英格兰的货币短缺是否可以借助信用来缓解这个问题。文纳林德认为，托马斯·孟等作者呼吁贸易顺差，为的是满足国内货币的需求，实现亚里士多德式的国内平衡；这是一种静态的平衡，与改进的、开放式的哈特利布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他们对于信用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有所不同。
《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 [瑞典]拉斯·马格努松，译者: 梅俊杰，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
哈特利布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1600-1662）命名，他出生于普鲁士，求学于剑桥，随后移民英格兰。哈特利布身边聚集了一群注重实验、致力于改良社会的自然哲学家，这个群体共享一种“受培根启发的炼金术世界观”，并且“精通最新的炼金术知识”（《信用之灾》，第57页）。在文纳林德的笔下，哈特利布团体的炼金术世界观意味着，如果炼金术能把铅炼制成金子，能令枯萎的植物变得丰饶，那么地球上就会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在此情形下，现实生活中的贫困都可以消除。问题是，如果炼金术真的成功了，炼金术士是否愿意分享其中的秘密？又或者，自然哲学家是否愿意公开宣扬自己的炼金术实验？在欧洲近代早期，这些实验只能秘密进行，那些宣称炼金成功的术士可能只是以此博取声名罢了。
文纳林德认为，炼金术世界观刺激了信用货币的运用。这种观点揭示了潜藏在信用体系背后的一种关联：既然无法炼出金银，而信用已经流通并得到人们的认可，那么作为一种平衡工具，银行或贸易公司发行的票据和信用债券能否弥补缺少货币对经济生活造成的后果？哈特利布学术团队成员也关注欧洲大陆的银行做法，并主张英格兰可以拥有自己的银行业。从炼金术到银行业，这一团队直接将科学研究与经济生活联系起来。炼金术试图将贱金属转变为贵金属，银行则以债券和票据作为商业交换的凭证，两者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由此刺激经济的持续变化、改进和增长。文纳林德以此揭示炼金术和信用货币共同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虽然哈特利布学术团队在大空位时期逐渐流散，但他们的货币思想发散开来：货币的可兑换性取决于人们对“市场交易中充当质押和担保物的能力的信任程度”（《信用之灾》，第85页）。这就使得货币的价值与意见、信任等关联起来。
电影《神奇动物》中的尼可·勒梅。
意见与信用哲学
文纳林德虽然以“信用的认识论”作为其著《信用之灾》第三章的标题，但他的重点其实是分析培育信用的各种机制是如何设计的，如汇票之类的可转让的债务工具，各类银行骗局、流通政府债券等的运用。在“认识论”部分，他讨论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初英国作家在概率性与意见、信用等主题上的论断。这部分论述虽然简略，却大有玄机。
洛克在《政府论》下篇讨论“财产权”时说，“对人类生活真正有用的绝大部分东西，以及诸如实际上最初处于共有状态所寻找的维持其生存的必需品”，“一般都是不耐用的东西，人们如果不通过使用而把它消费掉，它就会自行腐烂或损坏”。正是在这里，洛克引入了货币的概念：“人类出于喜爱或通过协议，赋予金、银或钻石很高的价值，超出了其满足人类生活需要和实际用途的价值”……“货币就是这样开始使用的，因为货币是一种人们可以长时间保存而不会毁坏的持久耐用的东西，人们互相同意用它来交换对他们真正有用却容易损害的生活必需品”。（洛克：《政府论》，杨思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4-175页）货币的特性除了持久耐用，更重要的一点恐怕是“人们互相同意”。“同意”是洛克哲学的基础，它与概然性有关。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对概然性做了论证。他列举的例子也很简单：三角形内角和与两个直角的和之间的关系，人们经过推理发现两者相等，但如果一个不愿费心考察，而一个有信用的数学家告诉他两者相等，这个人同意（assent）数学家的结论；那么，这个过程就涉及意见（opinion）和知识（knowledge）等问题。洛克指出同意有着不同的等级，“从充分的确信和信念起，可以一直降到猜度、怀疑和不信”（《人类理解论》，商务版，第703页）。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行动指南，完全是概率问题。
约翰·洛克，英国哲学家，著有《政府论》《人类理解论》。
文纳林德无意详细论述洛克在这一主题的逻辑。他要强调的是，概率论影响了17世纪哲学家们的思考方式，这使得政治经济学“正在离开”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确定性的世界，进入一个无限进步和增长的世界，其中象征性的货币被委托来促进社会财富的流通”。他特别强调，“概率推理加入了融合培根思想和炼金术思想的哈特利布理论，形成了一种哲学-科学话语，17世纪下半叶开展的关于英格兰信用未来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话语中展开的”。（《信用之灾》，第94页）如此一来，文纳林德对信用的考察就既不同于马尔德鲁从社会法律的视角，也不同于特里韦拉托的历史考证，他采取了一种广义的思想史视角，将培根思想、炼金术、意见与信用联系起来，揭示信用货币的本质：它依赖信任，受意见或舆论（opinions）的影响。信用货币不是绝对的，它的概率性不仅影响社会大众，也影响政府权威。17世纪末英国裁剪硬币、伪造硬币等行为盛行时，威廉-玛丽政府使用强力来捍卫社会信用的权威。
捍卫政府的信用权威正是铸币局总监牛顿的工作内容。他以科学研究的勤奋和毅力投入他的工作，监制新硬币，调查、起诉货币伪造者，甚至使用极刑。文纳林德在1690年代铸币运动的历史背景中解释了牛顿为何使用极刑：光荣革命后，新政府面临詹姆斯二世的反扑，威廉三世与路易十四开战，彼时的英格兰在人数、资源、战争经验各方面都难以匹敌法国，英格兰的失败意味着斯图亚特王朝卷土重来、英国国教面临天主教势力的威胁。英格兰内部的托利党人大多数不是詹姆斯二世的支持者，但他们反感国王与辉格党的联盟，希望以诸如土地银行之类的其他信用体系来恢复商业秩序。
不过，辉格党正当其位，他们倾向于洛克的货币方案，重铸新硬币，保证硬币的含银量，严查货币伪造者、破坏者。文纳林德详细描述了牛顿如何侦查、起诉、审讯那些货币剪裁者和伪造者，尤其是在量刑方面，牛顿使用了极刑，以雷霆手段威慑那些违法者，结果，牛顿任期内的确为减少假币数量做出了贡献。17世纪末，英法之间的战争正酣，劣质硬币导致不良信用，牛顿的整顿确有必要。然而，铸币局造出来的货币量仍然是有限的，英格兰银行钞票的可兑换性、信用的回归迫在眉睫。1697年英法战争结束，人们期待良好的信用体系。查尔斯·达文南特说，信用“取决于意见；它取决于我们的希望和恐惧之情；它常常不请自来，又常常毫无缘由地消失；一旦失去，就很难完全恢复”（《信用之灾》，第157页）。几十年后，这样的断言仍然回响在休谟的论文中。
艾萨克·牛顿在英国铸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年代里，概率问题也是不确定的。如果信用取决于意见，根据怎样的意见来引导自己的行为，往往是捉摸不定的。在咖啡馆、俱乐部、酒馆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各种消息不断被传递给银行家、股票掮客、商人、新贵等。不同派系的鼓吹者摇唇鼓舌，挥动笔杆，把自己的意见散播在人群中。这种流动的、弹性的、开放的空间将不同的意见推送到人们面前，任由大众挑选。文纳林德顺便矫正了哈贝马斯所说的18世纪公共舆论的“单一性和一致性”，展现了当时多种多样的意见，这些意见也分成了不同等级。信用的形象在宣传和舆论塑造中摇摆不定：丹尼尔·笛福塑造了一位“反复无常”“非理性”但又“美丽迷人、能够创造伟大奇迹”的信用女神；乔纳森·斯威夫特等在《旁观者》里为“社会信用（public credit）”的良好运转辩护，人们可以对她抱有信心。这一时期的小品文写手非常注意自己的修辞，信用、意见、谬误、荣誉、贪婪等统统被拟人化，在他们的笔下，信用和意见成了“想象的”“虚构的”“非实质性的”但“真实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信用之灾》，第196页）。而信用的风险也正因这些特征而起。
想象与信用的风险
文纳林德指出，南海公司一开始并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为了金融欺诈而生，而确实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1710年代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尚未结束，安妮女王的财政大臣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 1661-1724）对于从法国手中获得西班牙的贩奴合同充满信心，南海公司应运而生，它发行股票，股民们认购其股票时寄希望大西洋想象的奴隶贸易、开采金银矿等带来的财富。
南海泡沫是想象或预期的崩溃。1713年，《乌特勒支条约》签订后，贩奴合同握在英格兰手中，奴隶贸易似乎很快就可以开展，一旦开启，利润近在眼前。文纳林德在此背景下分析了人们对这种财富想象的舆论战：笛福这位吹鼓手摇唇鼓舌、不遗余力地让人们相信南海公司的繁荣前景，但另一方则企图“颠覆这个想象”（《信用之灾》，第214页）。南海公司的支持者占据了舆论优势，它的股票价格稳步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公司、政府在民众中间建立了信心。这个过程中，债转股的金融策略只是一种工具，似乎不存在多大的风险。南海公司的前景最初源于奴隶贸易。文纳林德注意到现代学者对18世纪初奴隶贸易是否盈利的不同结论，但他认为，无论是否盈利，南海公司都赢得了良好的信誉——无论它用了什么手段。
承诺和想象是风险的源泉。关于南海泡沫与英国金融革命，托马斯·列文森讲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在法国的实验与南海公司的经历遥相呼应。劳在法国借助政治权力制定公共政策，成立银行，认购政府债券，发行纸币以向王室支付税收。当市面上的货币量充足时，法国经济呈现出较好的状况。劳还试图成立贸易公司，将法国债权人手中的债券转换为贸易公司的股票：在债转股的举措上，密西西比公司与南海公司一样。到此为止，金融手段并无太多新意，经济生活也未出现较大的起伏。致命的是约翰·劳采取的下一步：银行国有化，发行纸币作为法定货币，不再兑换硬币，这在伦敦的金融市场上没有对应之物。法国市场上的纸币与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兑换率却难以为继，为了维持价格水平，劳只好继续发行纸币，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纸币涌向面包和葡萄酒这些“真正有用”的生活必需品，结果是货币市场的崩溃，贸易公司股价的大幅度贬值。（托马斯·列文森：《南海泡沫与现代金融的诞生》，李新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十八章）约翰·劳的法国实验与英国南海泡沫的发生时间上相距不远，这只是一个巧合吗？或许并非如此。
《南海泡沫与现代金融的诞生》，托马斯·列文森著，李新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
18世纪初信用体系的迸发建立在一种对未来价值的想象之上。南海公司、密西西比公司的股民们为何疯狂购买股票？财富能否被预见？抑或大众的意见是否就是入股的风向标？像牛顿这样睿智的头脑在卖掉南海公司的股票后为何继续在高点重新入手股票？对未来价值的预期和信心刺激着股民们，直至令他们癫狂。深陷股市的大多数股民都怀揣一夜暴富的梦想，极少数人能全身而退，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算是其中之一。他小心地处理了这次信用危机，但社会信用的重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海泡沫之后的几十年，像大卫·休谟这样的文人依然对信用的运用疑虑重重：他承认债券有利于刺激消费，促进人们的劳动热情，促进流通，鼓励消费，但将金银排挤出经济生活，易于让外国人扼住本国经济的命脉，也会滋生一帮靠利息生活的人，而这群人在休谟眼中是“无所作为的”“怠惰的”闲人。休谟还担心，在战争与征服、和平与防御的国际背景下，信用的滥用会导致权力的失衡。这就不仅仅是南海泡沫中社会信用崩溃的危险，还是国际竞争中权力失衡的问题。亚当·斯密虽不像休谟那样悲观地看待信用，但他认为，公债崩溃的灾难势必会波及无辜的普通人，这对普通大众来说是极大的不幸。从18世纪最初一二十年直到该世纪末，大大小小的贸易公司、银行不断出现，债券、票据等信用工具的运行时有“爆雷”，1771—1772年苏格兰艾尔银行的破产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诸多中小有产者的财富在此次事件中付诸东流。此事给休谟、斯密这些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疑加深了他们对信用体系的怀疑倾向。
如今，新的信用工具不断涌现，人们以更先进的技术手段监督信用体系的运行。在2008年之前，谁能预见雷曼公司的破产？一个公司的破产或许不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巨大衰退，但受雷曼公司破产牵连的数百万普通人，其悲惨遭遇恐怕难以承受。这正是斯密讨论公债时最担忧的事情之一。文纳林德讨论1620—1720年代的信用世界，看似是遥远过去的事情，但那个世界的“不稳定、混乱、信息错误、操控、欺诈、剥削和暴力”等特征，仍然残留在现代文化之中。信用酊剂自然是有用的，但使用不当会迷惑人心，瘫痪社会。
在哈利·波特与伏地魔第一回合较量的最后，尼可·勒梅毁掉了魔法石，他终究会死。伏地魔与奇洛教授的双头人虽然化成了灰，但前者仍然会想其他办法再生。据说，在伏地魔最终败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师生之后，他的血脉仍然留存于人间。魔法世界中正邪双方的较量不会停止。世上没有永生不死的魔法石，人心对它的追求却从未止息。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张正萍；编辑：李永博；校对：贾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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